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引领当下的民族文学研究学术潮流
“民族文学的多重视域与理论构建”学术研讨会暨中国少数民族文学学会2011年会综述
发布日期:2011-08-31   作者:李斯颖 刘大先   点击数:1831   文章来源:中国民族文学网

  2011年8月26日至27日,由中国少数民族文学学会主办、贵州民族学院文学院和贵州省平坝县协办的“民族文学的多重视域与理论构建”学术研讨会暨中国少数民族文学学会2011年年会在贵阳花溪及平坝县举行。来自全国各地约70名学者参加了会议。围绕民族文学的多重视域和理论构建的中心议题,四十多位学者从民俗学、古代文学、现当代文学、文艺学等多个角度切入,发表了论文。

  26日上午,大会开幕,贵州民族学院副校长杨昌儒教授、中国少数民族文学学会会长、原贵州省省长王朝文分别致辞。之后,中国少数民族文学学会会长、中国社会科学院民族文学研究所所长朝戈金、中国社会科学院学部委员杨义、北京师范大学文学院教授李正荣、贵州民族学院文学院院长汪文学作了大会主题发言。中国社会科学院民族文学研究所副所长、学会副会长尹虎彬主持了会议。

  朝戈金研究员的报告题为“中国少数民族文学研究的展望”,主要从现状、机遇和未来课题三个方面对中国少数民族文学研究进行了宏观观察。杨义研究员的报告为“中华民族共同体与西南少数民族”,从少数民族文学蕴藏的多样性、丰富性、生命性、博大精神等方面,具体考察了南北文化的互动、不同族裔之间文化的交融。李正荣教授的“从总体文学史观看民族文学与主流文学关系——维谢洛夫斯基历史诗学对民族文学研究的理论意义”的报告指出维谢洛夫斯基是最有理论创造力的俄国19世纪学院派理论家。在维谢洛夫斯基整个诗学体系中,有关民间创作的研究,有关民间创作和主流文学同源性质的研究是其最重要的遗产。汪文学教授“边省地域与文学生产”的发言阐述了中心地区、边省地区文化地域的关系,并以贵州文学为例,指出其清秀俊朗、雄奇险峻,具有阳刚之美、坚强之气,率真自然,为大山风格。

  26日下午与27日上午,大会进入到分组发言讨论阶段。

  会议第一分论坛对民族民间文学进行了整体、区域和个案的充分探讨,包括中国社会科学院民族文学所副研究员吴晓东、广西民族大学文学院教授陈金文、贵州民族学院西南怒文化研究院教授陈玉平、广西民族大学文学院教授陈丽琴、合肥工业大学教授何红艳、贵州民族学院西南傩文化研究院教授庹修明、四川民族学院汉语言文学系教授王远明、云南财经大学东盟学院副教授陈孟云、四川民族学院汉语言文学系教授蒲华军、贵州民族学院民族文化艺术研究院讲师郎雅娟、贵州民族学院民族学与社会学学院教授吴秋林、中国社会科学院民族文学研究所助理研究员李斯颖、贵州民族学院文学院教授王继英、贵州民族学院文学院的江冬梅、贵州民族学院民族科学研究院的副教授胡晓东、黔东南民族职业技术学院副教授苏晓红、贵州民族学院文学院研究生李光明、贵州民族学院文学院研究生肖可等学者、研究人员进行了发言。

  在会议第二分论坛上,少数民族文学史、作家与作品个案及地域文学等得到了充分的探讨。大连民族学院文法学院教授李晓峰、浙江湖州师范学院文学院副教授刘树元、兰州大学文学院副教授马梅萍、内蒙古大学文学与新闻传播学院教授高建新、内蒙古大学文学与新闻传播学院院长李树新与教授魏永贵、贵州民族学院文学院教授喻子涵、中国社会科学院《民族文学研究》杂志编辑刘大先、贵州民族学院文学院副教授杨红、西南大学文学院副教授何圣伦、贵州民族学院文学院研究生孙诗尧、贵州民族学院文学院副教授王力、贵州民族学院文学院讲师颜水生、贵州民族学院文学院副教授吴海进、贵州师范大学文学院研究生彭冠龙、山西忻州师范学院中文系副教授李丹宇等均作了会议发言。

  27日下午为大会发言与闭幕式。暨南大学文学院中文系教授姚新勇、福建师范大学文学院教授席扬、贵州民族学院学报主编杜国景、中国社会科学院《文学评论》编辑吴子林等作了大会发言。中国社会科学院民族文学研究所副所长、学会副会长汤晓青主持了会议。

  暨南大学文学院中文系教授姚新勇的发言“‘危机时期’的中国多族群文学”,考察发现改革开放三十年来,中华民族多元一体关系的意识,还远没有真正深入人心,相反,各种族裔本位认同的观念却越来越广泛地流行,成为实际的统治性的的民族意识形态和族群意识形态,从而对中国、中华民族多元一体关系构成了巨大的威胁。面对族群撕裂的危机,我们应该选择什么立场、采取什么行动。具体而言,我们应该选择高低两个层次的立场:高层次的立场应该是:旗帜鲜明地树立“中华民族多族群文学”的意识,将捍卫中国各族人民的团结、维护各族群人民最基本的和平相处的权利、丰富发展多元一体的中国多族群文学、文化关系做为自己的使命。而低一级的立场则要求我们在国家文学、个体文学、族群文学之间寻找基本的平衡点,以保证文学拥有最为基本的普适的人类性。福建师范大学文学院教授席扬的发言“文学史中‘民族作家’的价值维度”,指出长期以来,“民族文学”和“民族作家”在中国现当代文学史叙述中的“尴尬”与“困顿”,其严重后果之一便是“民族文学”“民族作家”的审美的和文化的等各方面价值的模糊与虚浮。“民族文学”和“民族作家”的文学史价值的厘定,始终处于过程与开启状态中。这是迄今为止,“民族文学”和“民族作家”的价值认定依然作为一个重要问题的基本理由。这些指认困境,主要源于“框架冲突”、“视点交叉”和“正典思维”干扰等三个方面。贵州民族学院学报主编杜国景的发言“贵州方言、民族文化与地域文学综论”认为方言是文化的载体,又与文学有着紧密的内在联系。然而受汉族外来移民的影响,贵州汉语方言内部分歧既大,又受到少数民族语言影响,长期没有形成自己的标志性方言,因此方言并未给贵州文学带来重要影响。另外,贵州虽然自古就是少数民族聚居地区,然而少数民族文化不但未在贵州文学中占有一席之地,反而受到了不公正对待。贵州文学要在“重绘中国文学地图”的当下找到自己的位置,亟待提高对方言和本土少数民族文化的自觉意识,以发掘地域文化的内在活力,增强地域文化的凝聚力,实现审美创造能力的超越。中国社会科学院《文学评论》编辑吴子林的发言“民族文学思想研究的方法论”,认为“民族文学”是个有待于建构的“正名”问题,民族文学研究是一种关于“民族文学”的意义性研究,而不仅仅是其所指。少数民族文学自身的品质有待于进一步的发掘,开创学术的新气象,首先要重读历代文学文本经典,在这个过程中吸取智慧,养育自己的心性,重新拥有学术的武器,资料整理、解释文本是起始的工作。

  在本次年会的闭幕大会上,中国社会科学院民族文学研究所副所长、学会副会长尹虎彬就本次会议作了总结。他指出,该次会议的主题和发言引领了当下的民族文学研究学术潮流,跨学科,多领域,学术思想活泼、热烈,取得了很大的成功。今后,中国少数民族文学学会将继续发挥它的作用,推进民族文学发扬光大。他同时也呼吁研究者们继续推进民族文学研究,使其更快地持续发展,进入一个更加兴旺、繁荣的学术时代。